党规研究中心读书探讨：学术与政治
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读书会第46期读书会于2019年11月9日上午九点在亦庄举行。此系列读书会在“党规之治”选修课的基础上由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柯华庆教授组织成立，成员由来自法学理论、党内法规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组成。本次讨论的主题为“学术与政治”。读书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柯华庆教授主持，阴昭晖博士就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作报告；读书会的第二阶段由王成栋教授主持，张东华副教授就柯华庆教授的《学术与政治》作报告。
阴昭晖在报告中指出，在《以学术为业》这篇演讲稿中，韦伯主要是通过对那些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进行定位分析，提出了在科学领域要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韦伯主要通过对德美两国学术工作者的比较，认为年轻学者所处的学术外部环境是严峻的，学术生涯无异于一场赌博。韦伯认为科学的贡献在于理性化与祛魅，但是科学是有其限度的：它是一项坚持客观价值的志业，只服从于自身的目的，但不涉及终极关怀，无法对终极意义或存在价值作出回答。因此，如果一位年轻人在已经明白了作为一名学术人所面临的严峻的学术生涯环境之后，仍然愿意忠于自己的天职，以学术为志业，那么他就必须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在《以政治为业》这篇演讲稿中，韦伯从国家的角度对政治下了定义，分析了支配权的类型和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对官吏和政治家进行了区分，阐述了政治的运作方式，最后提出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必须恪守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相结合的原则。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支配权是由正当的暴力手段保证的。韦伯分析了支配权的三种理想类型，即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制型。在此基础上，韦伯指出，政治家以政治为志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为”政治而生存，第二种是“靠”政治而生存。成为“为”政治而生存的职业政治家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的财富或具有某种可提供足够收入的个人地位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二是具有经济上的“闲暇”。韦伯分析了政治的运作方式，比较了英、美、德三国的政党经营。韦伯认为，政党的经营必须是由那些有兴趣从事政治经营的人来做，积极的领袖、追随者和选民构成了党派生活的要素。韦伯考察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提出在政治领域要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相结合的原则。信念伦理，即“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信念伦理的信徒往往遵循着一种绝对伦理，不计行为后果矢志不渝地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责任伦理，即一个人在采取某种行动时能够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后果，勇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的伦理原则。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不等于不负责任，责任伦理也不是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担当“政治使命”的政治家。
报告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就报告内容进行了讨论。
石汉荣指出，毛泽东曾经说过：“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毛泽东的这句话讲的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讲的是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可分离的事实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这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因为没有离开政治而纯粹的学术存在，只有距离政治的远近之分，并且人们在研究学术做学问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搞清楚的就是“为什么？”和“为了谁？”的问题。我们再来看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科学技术既有生产力属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破坏力属性。关键是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更重要的是强调怎么去用它、为谁所用以及怎么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必须要以事实判断为根据。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客观上所具有的这种双重属性都考虑在内再去作价值判断的话，是不是还得加上一个前提条件呢？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得有方向感，路得走对。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既要主动去创造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要去抑制产生破坏力的土壤。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有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指导。
王成栋教授对第一阶段的报告和讨论做了总结。王成栋教授指出，第一，韦伯的著作影响了哲学界、政治学界甚至是法学界，其思想对于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推进是有帮助的，他强调了不论是以学术为志业还是职业政治家都应该有一种信仰和伦理。过去我们更多的使用革命的语言来阐述伦理的意识，比如说我们的奋斗是为了劳苦大众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这种革命的语言在以前的社会背景之下是可以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应当更多地用学术语言来表达和阐释此种伦理和信念；第二，不论是西方世界，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都习惯于用西方话语来批判当下的中国。我认为，对于现实的问题不但要批判，更多还是要进行维护。批判是为了维护，维护当中也要有批判，从而使得我们不断进步。不论是搞学术还是搞实业的，或多或少都跟政治有联系，联系点就在于伦理。伦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我们对于价值构成有什么样的理解，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嵌入了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革命还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是充满了伦理的，这种伦理是惠及天下、惠及人民的，正如常说的“改革开放的结果人人共享”。我们要借助于这种理论话语，为我们的过去和当下做一个正当性的辩护。这里的伦理问题是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
读书会的第二阶段由张东华副教授就柯华庆教授的《学术与政治》进行了报告。张东华指出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所谓“道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第二部分“现代学者的科学精神”首先阐明了何谓实证方法和逻辑方法，提出了现代学者应当具有科学精神，即逻辑精神、求真精神和怀疑精神，并且指出了社会科学的政治性，即社会科学是以人及其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假设具有区域性，其规律也具有区域性。社会理论不仅仅用于解释和预测，而且常常成为建立社会制度的基础；第三部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出，人类依据科学规律通过控制原因来控制事件的结果，这就是改变世界。基于科学规律的控制有两大类型，一种是技术，另一种是制度。而制度具有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在研究某个制度能否借鉴时我们必须考虑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理性考虑社会和制度问题的方法不是一味批判，而是建构性地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是将各种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收益和成本都列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决定制度的更替，选择更好的社会和更好的制度。关于社会科学学者是否能价值无涉的问题，在第三部分的最后作者批判地引用了韦伯的观点，指出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讨论政治，而在于应该以何种方式谈论政治，光明正大谈政治还是暗度陈仓卖私货。第四部分“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在建立最强者、强者与弱者的三主体模型之上，划分了三种政体：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党政民主制）以及党导民主制。封建专制是知识贵族（强者）辅助下的君主制（最强者），资本主义政治是资本家（强者）与平民（弱者）联合限制政治权力的政治，通过定期的选举能够来节制最强者，而社会主义政治则是中国共产党（最强者）与工农（弱者）的联合，即党导民主制（现代君主制、民主君主制）。第四部分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作者指出资本主义是最高层次的经济，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软弱的政治权力才能产生，中国古代缺乏软弱的政治权力，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要么是中央集权要么是战争状态，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会有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作者认为当学者自我定位为贵族时，他们主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第五部分“例证：为什么中国宪法学界盛行伪学问？”指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理念，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教条式创立了不少所谓宪法学派。然而宪法的直接目标是赋予政权合法性，宪法学应该建立在本国宪法基础上，宪法学应该接受本国宪法为合理的，并在必要时为本国政权的合法性辩护。作者认为伪宪法学派盛行的原因就在于从文化传统上看是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从政治上看就是主流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宪政唯一正当化。中国主流宪法学界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于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没有了合法性。中国主流宪法学者违背任何国家宪法都是赋予本国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常识。
报告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就报告的内容展开了讨论。
杨明宇认为，柯教授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属于双线交叉的表达：首先阐述学科方法，然后阐明在政治中这三种学者的定位，最后把学者和他的学术方法结合在一起，就能明白学者是怎么通过他的学术方法把他的学术包装成政治无涉。柯教授基于三主体模型将政治体系分成了三种，学者在这三种政治力量中也是有自己的定位的。根据个体在社会上占有多少资源来进行划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某个学者的影响力比较大，他就开始变成那部分强者，但是有很多人虽然占据着强者的地位，却并没有为了整体服务，或者说并没有为了弱者的利益服务，却利用了一些传统文人的道统方法把自己包装成价值无涉、包装成一个现代西方学者的感觉，但是它本身并不掌握西方学者的科学精神、逻辑精神、实证精神，这就是双线交叉的这个点。在文章第五部分，柯教授以宪法学界来分析这个点。我觉得这个结构是成立的，因为他们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你先不去理解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现代学者的科学精神，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你不理解前面这几部分所说的方法问题，你就没法跟后面的三种政治模型结合在一起，也就没法理解第五点。
最后，柯华庆教授在同学们讨论的基础上做出了总结和补充：
《学术与政治》中既有建构也有批判，其中建构是主要的。尽管这篇文章目前还是比较粗糙，但是我们应当建构自己的理论，因为国内的很多学者所做的都只是在粉刷西方的理论。很多现代学者从原来的言必称西方，到现在的对古代道统的宣扬，却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当我们划分了三种政治形态，答案就很明确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能为处在强者地位的学者提供利益，而共产党是由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组成，她是为底层人民服务的。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就是为了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在学古代或者西方，他们实际上不是现代学者，因为其本身没有独立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知识分子用西方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一切，就是站在资本主义政治或者封建主义政治的道统上来批判社会主义。
不能用资本主义的道统来批判社会主义，不代表我们不能引用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制度。实证与逻辑是西方理论的精髓，因此我们要用实证和逻辑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把政治包装在逻辑和各种表达之中，而我们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工作。如果以修房子来作比喻的话，我们的理论建构还是一栋毛坯房，我们现在所作的就是建构地基的基础性工作。
在柯华庆教授、王成栋教授的主持下，参会的同学各抒己见、受益匪浅。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联系ymy_cupl@163.com（杨明宇）报名参加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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